7月24日16时，河南洛阳遭遇强降雨，雨水引发破坏性的短暂洪水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水情最严重的栾川县发生伊河大桥垮塌事故。截至昨晚，塌桥事故已造成至少50人遇难。就此，栾川县委县政府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检查，《洛阳日报》昨天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份检讨书。这份本属政府内部流通的检讨一经公开，透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，值得分析。
检讨书写于夺走至少50条人命的灾难发生的次日。其时，究竟会致死多少人，尚不可知，但先期的死难人数已达到重特大事故的标准。而在上级调查未有结论，对天灾或人祸的致害原因未有定论之际，栾川县委县政府紧急赶制检讨，以检讨之名解释塌桥事件，是想在事件定性上求取态度分。实因事件定性将直接影响到官员责任，兹事体大，当地官员不可能不为此异常焦灼。
纵观全文，县委检讨书恭顺有加，突出救灾，彰显上级。显然，灾难不是重点，救灾才是关键。谈民众伤亡，检讨书称“干部群众的昼夜搜救，救出1名落水群众，发现28具遇难者尸体，目前仍有13名群众下落不明”，一笔匆匆带过，尽量简化淡化。谈抢险，则是军民协力，功劳归于上级领导——“事件发生后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”云云。谈教训，无非是“深刻反思此次事件，汲取沉痛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执行力建设，扎实转变工作作风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”。谈措施，则浓墨重彩——“落实好刘满仓副省长、毛万春书记、郭洪昌市长的要求，倾力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”。谈及灾难原因，检讨书称“尽管此次灾害事件发生有连降暴雨突发洪水不可抗拒的因素，但也充分暴露出我们落实市委、市政府要求不力，执行不到位，工作不深入、不扎实、不具体、不细致等问题”，话中暗含玄机，狡黠运用天灾与人祸的辩证法，暗示垮桥灾难的不可抗因素。
从修辞和词汇上看，县委检讨书充满了陈词滥调。但从行文口吻上看，又不得不承认它深谙官场规则，体现了上下级的秩序。检讨书涉及四个群体：遇险遇难者、抢险力量、县委县政府官员及省市官员。本该置于中心位置的第一类群体，处于检讨书的边缘，他们的死亡仅仅成了检讨书的由头，而不是主体。下级官员揣测上意，精确地配置叙述比例，利用检讨书讨价还价。
检讨书作了看似严厉的自我批评，甚至，不惜从工作作风到执行落实等方面全盘否定栾川县的行政团队能力，让读者误以为要引咎辞职。哪知道，所有这些玩弄排比句的忏悔，指向的是可能动用惩罚的上级，通过自我贬低，乞怜上层官员开恩豁免。检讨书所渲染的追悔莫及，与蒙难者毫无关系。
与栾川县委县政府在遣词造句中的自我贬抑不同，检讨书大包大揽，将上级置于无比正确的地位。所有人为问题，都是栾川县委县政府“落实市委、市政府要求不力”造成的。纵然灾难中有政府责任，也属于县里没有很好地执行省市领导的要求，责任止于县级干部，与上级无关。检讨书讲义气，不遗余力地为上级辩护，将更高级官员从严重的灾难责任中切割出去。这样的检讨书，又像是江湖救急，不像政府文本。
县委检讨书为了增加与上峰谈判的筹码，还罗列了一派灾后维稳的紧迫大局。表示要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稳定、思想稳定，确保社会大局安定”。当然，所有这些大过人命的行政计划都凸显了向上司立誓的形式，宣示效忠的决心。试图造成一种印象：灾难后的所谓繁重事务还用得着这帮下级官员，假如撤职查办，难免带来社会震动及人心不稳。这带有轻度要挟的意味，同时也替上级领导准备台阶，提供给他们在斟酌问责时从轻发落的理据。
600多字的检讨书可以浓缩为两个字：权术。下级官员既放低身段，示好于上，又在媾和的诉求中含沙射影，预留勾兑之便利。当然，人们很难想象能从官场应用文中找见公共式悲悯。检讨书见诸报端，本属潜行的权谋之词张扬在公共空间，与失落的民众性命相错位，荒诞却又符合国情。这一切源自几十条人命，可他们并未被真的重视过，这才是圆滑的检讨书令人憎恶的地方。
